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终极目标 – 人人皆是变革者（完）

农业革命只带来了少量的剩余生活资料，因此只有少数精英分子能够进入城镇生活，他/她们几乎主导了文化的建构，推动着我们所记载的历史。这一模式保持至今：即少数人掌握着变革所需要的资源和工具，形成对创新活动的垄断。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世界在从罗马帝国结束到1700年的时间里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加的重要原因。然而在18世纪，一种新制度在北欧开始出现。在更加宽容和开放的政治环境下，一种企业家式的、竞争性的商业模式活跃起来。新的商业模式鼓励人们发掘并实施新想法，点燃了创新的熊熊火焰。一种良性循环得以形成：攀升的生产力吸引了更多的创业者，成就了更多成功的创新，于是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提升。结果是使西方世界摆脱了1200年来停滞不前的状态，在18世纪里人均收入增长了20%，19世纪增长了200%，上个世纪增长则达到740%。

虽然战争和各种有组织的恶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应该看到在过去300年里正是“自我组织”这种深刻的创新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然而直到1980年代，这一变革在社会部门一直悄无声息。社会部门似乎不需要变革，你看，从新增财富征得的税款不是已经在用来修桥铺路盖学校和建设福利体系了吗？况且社会部门的垄断者不希望竞争，他们太容易失败了。这种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造成了社会部门众所周知的绩效不彰，随之而来的是消极的社会评价、微薄的薪水以及低落的服务热忱。19世纪出现了一些近代社会企业家，例如废奴运动的先行者们和近代护理制度的倡导者南丁格尔等。但是一个个变革领域像是一座座孤岛，缺乏联系。大约在1980年代，坚冰开始消融。社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开始系统地向企业家式的和竞争性的结构迈进。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革活动出现了破冰伊始的爆炸性增长（那些政府担心的领域除外）。不必承担先动者所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后动者乐于追随而来，于是第二轮的社会变革将有可能更加稳定地促进社会部门生产力的增长。以泰国为例，据乐观的估计（Ashoka, 2006），其非营利部门的生产力水平和商业部门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差距将以每10到12年减半的速度缩小。这意味着非营利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成本的下降速度将快于商业部门，从而有助于扭转过去几个世纪里盛行的产品定价模式和饱受批评的消费文化。

当更多的资源流入社会部门，变革活动会更加活跃。社会部门创造就业的速度已经是商业部门的2.5倍到3倍。如今在四大地区（以巴西为中心的南美地区，墨西哥/美国/加拿大地区，欧洲地区以及南亚/东南亚地区）活跃着几百万个现代的、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以社会目标为导向的公民团体（Citizen Group），其中不乏大型的第二代公民团体。同时非洲、中东、东亚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正在成为社会创新的新兴力量。这一状况在明显提升着社会部门工作者的士气和活动的吸引力。更多人寻求在社会部门创业就是明显例证，更不要说出现了越来越多极富挑战的、价值鲜明的以及甚至可以说是收入可观的工作机会。社会部门也愈发成为世界顶尖商学院的MBA学生大展身手的舞台。

赵萌译自: “Everyone A Changemaker – Social Entrepreneurship’s Ultimate Goal”, By Bill Drayton (Chair and CEO, Achoka), in Innovations (2006, Winter), Published by MIT Press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and George Maso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