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慈善家（一）

“有钱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因为所有超过家用之外的个人财产都应该被认为是让社会受益的信托基金”，美国的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在1889年写下了这样的话。1997年9月，美国有线电视的传媒巨人泰德·特纳承诺替美国政府偿还拖欠联合国的10亿美元。这个举动无疑给了那些富有的“吝啬鬼”重重一击，他们后来也纷纷做出大方的举动。两年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又做出了令人震惊的举动：他为改善贫穷国家的卫生保健，建立了170亿美元的基金会。盖茨和他的妻子已经为这个基金会投入了256亿美元，占到他们现有财产的60%。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基金会。《商业周刊》撰文称，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股票大潮中，新一代的超级富翁们应运而生。从1990年以来，个人的慈善捐款的数额从1100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40亿美元，几乎增长了一半。

与过去的慈善家相比，今天的慈善家有更显著的特点：
更雄心勃勃：如今的慈善家乐于解决伟大问题，无论是改建美国教育系统还是治疗癌症，都是这些捐助人热衷的事业。 　　
更具战略性：捐资人如今把运用于商业竞争中的系统策略运用于慈善活动，并在核心问题上列出详细的计划。 　　
更全球化：就像从商一样，慈善事业现在也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里。有些慈善家的行善活动已横扫全球了。 　　
更多成效要求：新慈善家在行善时附加了一系列其他的东西——只有在捐款的初期预定目标实现后，才会追加后继的基金支持，否则不会给予相应的慈善捐助。 　　

今天的慈善家宁将巨额遗产献公益，而不留给子女。2002年的“遗产税风波”相当典型地给回馈社会的精神作了一个注脚。西方国家的遗产税由来已久，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认为这是缩小贫富鸿沟、调节社会矛盾的手段之一。遗产越多，缴纳的税款也越高。如果一个人留下200多万遗产，到继承者手里不过一半左右；如果一个人留下300多万遗产，那么后人连一半也拿不到，一多半被国家拿走去救济弱势群体去了。美国共和党布什上台后，对这项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社会义务的法律举起“改革”大刀，计划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遗产税。没想到，为富人谋利益，富人却争相表态说并不领情。2001年2月，美国120名富翁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税。这些人中，就包括盖茨的父亲老威廉，盖茨的忘年交好友、传奇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此外还有金融大鳄索罗斯、金融巨头洛克菲勒等。

老盖茨在请愿书中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索罗斯也明确表示：他准备将自己在基金会里的担子交给36岁的长子，但自己的遗产，则将捐给美国的公益机构和东欧的教育机构。《华尔街日报》公布调查显示，即使美国最后立法取消遗产税，仍有一半美国有钱人打算把自己至少一半的财产捐给社会，只留下少部分财产给子孙。美国第二大富翁巴菲特声明，他的子女将很难得到他的巨额财产。另一位富翁，68岁的住宅装饰公司董事长伯纳德·马库斯说：“遗产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可怕的负担。如果我的孩子想成为富翁，他们必须靠自己努力。”他计划把自己的8亿多美元财产全部留给支持教育和残疾人事业的马库斯基金会。

待续...

转自《中国青基会通讯》2002年第24期